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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r第一章(精神分裂症与家庭治疗)

时间:2019-09-02 16:53来源:最新电玩
引言(柯琳·墨菲)   第一章 引言(佩蒂.班德约) 在本章,维吉尼亚·萨提亚不仅为我们分享了她职业发展的内在和外在历程,而且具体阐述了她对健康取向的、积极心理视角、生存姿态

引言(柯琳·墨菲)

 

第一章

引言(佩蒂.班德约)

在本章,维吉尼亚·萨提亚不仅为我们分享了她职业发展的内在和外在历程,而且具体阐述了她对健康取向的、积极心理视角、生存姿态、曼陀罗、家庭和社会系统、症状对于个体生存的意义、自我的生命能量,以及治疗师保持一的必要性的理解,使我们再一次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在萨提亚作为家庭治疗师工作时显现出了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她对治疗师人性的关注和见解,对我们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和预见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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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本篇文章时,萨提亚对成长的殷切满望深深地打动了作为一名治疗师的我。同时,萨提亚对治疗师自身持续成长的关注也激励着同样是一名家庭治疗师的我。她走着与他人建立内在联结的天赋、自发的创造性,关注个人积极资源的态度,以及敢于冒险的勇气。这些品质让她成为家庭治疗领城真正的先驱。因为萨提亚对人类的这种延续不断、繁荣发展的精神充满好奇,所以她对探索和挖倔人类的内在资源一直保持着浓厚兴趣,再加上她具备与个体进行深层次联结的天赋,这些都使她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天赋和技巧的家庭治疗师。

如果说一种职业的前辈和先驱者可以为我们坚定地走向未来提供源自过去经验的指导,那么萨提亚的这篇文章就是以感激我们的前辈来开始她自己的“部分肖像”的。她以她尊敬的同仁为线索,如贝特森、鲍文、艾克曼、里斯金、艾瑞克森、米纽庆等现在仍被我们认为是前辈的人,向我们讲述了她作为一个治疗师的成长历程。

维吉尼亚·萨提亚(1916~1988),家庭治疗创始人,国际著名心理治疗师。美国著名的《人类行为杂志》(Human Behavior)称她为“每个人的家庭治疗大师”。她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五位治疗师之一”,是西方世界十位评价最高的治疗师中唯一的女性。

珊迪·诺瓦克(引言)

在本章的开头,萨提亚简短地介绍了她在1951年是如何“无意中闯入后来被称为‘家庭治疗’的领域”。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她与来访者及其家庭工作时的创新风格。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其他同行还在遵循关注病理学的心理动力学观点工作时,萨提亚采用了关注个人积极资源的创造性治疗工具。随后,她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和前景。她与唐·杰克逊、朱尔斯·里斯金在帕洛阿图合作建立了心智研究院。萨提亚一直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她的自尊理论。当萨提亚1964年来到伊沙兰后,她对其他同行和他们的治疗模式更加熟悉,包括弗瑞兹·皮尔斯和他的格式塔治疗、艾瑞克·伯恩和他的交互分析、艾尔·劳文的生物疗法等。萨提亚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合作者,她不仅与来访者合作,也与同事合作。

自始至终,萨提亚的文章都反映了她的信念的统一性和发展性,她超越了当今流行的精神病理学取向,树立了健康取向的核心信念,她“坚信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建立真正的联结”。萨提亚及时发表了她当时的(1982)见解,为家庭治疗专业的持续发展及作为家庭治疗师的我们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鼓励。

“过于简单!”在过去,萨提亚的工作经常被人这样描述。但是那些深入研究过她的模式的人们则会发现,这种模式在简单中蕴含着深远的含义。

随着与更多家庭的接触,萨提亚更加确信自尊的重要性。除了致力于发展自尊理论,萨提亚继续创建不同的治疗工具,包括生存应对姿态、模拟家庭、家庭重塑、原生家谱图,所有这些工具到现在仍然受到家庭治疗师的欢迎。对家庭的治疗经验也让萨提亚断定,治疗联盟是促进来访者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她指出:“我看到了我所做的事情能够潜在地促进家庭中每个成员自我的发展,促进家庭成员间形成彼此滋养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治疗联盟的重要性也受到当代许多学者、临床治疗师和研究者的关注

正如萨提亚在她的文章中所说:“过去的一些发现就像蓓蕾一样需要我们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新发现,它们将会继续向前发展,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

当我遇见一个人

萨提亚在这篇文章中展现了她的核心思想和她最大的贡献。她打破了传统心理学(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的束缚,并且提出了她的开创性观点:我们通过家庭给予我们的“蓝图”来发展我们的自我意识。这个蓝图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看待自已及看待自已在各种关系中的表现。基于这一观点,萨提亚构建了她的转换疗法,因为如果我们想摆脱原生蓝图中功能不良的因素,必须要转换这些已经内化的经验。

本篇文章对那些有兴趣发展家庭治疗工具的治疗师很有帮助,这里将介绍众多的治疗策略。萨提亚对人们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互动的敏锐觉察令人印象深刻;她与来访者在更深层次联结的直觉力非同一般。她坚信,一个强有力的治疗联盟对来访者冒险去改变和成长是极其关键的,这个观点在治疗界有着持久而重要的影响。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家庭治疗师,就必须能与每个家庭成员建立内在联结,并持续不断地关注家庭成员之间言语和非言语的互动。这些内容在本篇文章中都将得到体现。

与当时的观念恰恰相反,萨提亚认为那些新的、看起来被人驳斥的观念可以使理论更加丰富。她建议不同流派的家庭治疗师们一起工作,而不是试图确定哪一个流派比其他流派更高一筹。

作者 | [加拿大]约翰·贝曼

萨提亚对于人性的另一个出色的洞见,体现在她观察到家庭内部的不一致对于发展中的儿童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格雷戈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及其小组的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是由于一位家长向儿童传递了不一致的信息,对其产生了“双重约束”而导致的。萨提亚认为父母双方经常有不同的观点或风格,如果他们不承认这些差异就会产生问题。儿童需要以某种方式让自己的体验保持一致,并进而理解父母之间的不一致。在这篇文章中,萨提亚对于贝特森团队的理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


在本章里,萨提亚真实地展现了她在家庭治疗实践中的真知灼见。对于那些现在仍被我们低估的问题一比如治疗师的角色和他(她)在治疗过程中的信念、与心理病理学相对的积极心理学、理智与情感的整体使康趋向、我们仍然需要学习的关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秘密一一萨提亚在十年前就认识到并明确地阐释出来了。

声明 | 文章内容节选自《当我遇见一个人》,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转载请联系后台

她指出,父母双方被迫遵守这样的规则:不能公开评论对方,甚至不能有不同意见。正是因为父母在孩子面前营造了他们是完全相同的印象,引发了孩子的症状性行为。由于两个人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儿童能够感知到父母之间未被言明的差异,并将这种“欺骗”表现出来。萨提亚的这篇文章很好地描述了健康的,功能良好的家庭的构成。在这样的家庭中,不一致可以被质疑、面对并被尊重。早在压力成为流行词之前,萨提亚就对这一概念向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诠释。

1951年1月,我无意中发现了我的第一个带有“治疗”性质的家庭。一不留神,我闯人了后来被称为“家庭治疗”的领域。那时的我作为一名心理分析师已经有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心理分析治疗让病人发生改变的时间需要很长,但整体来说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才敢私人执业。在“闯入家庭治疗”以前,我有六年的中小学教学经历和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当时,我接手了一名二十四岁的女病人,之前她被诊断为“门诊精神分裂症”。(译者注:指症状较轻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不需要住院治疗,只需定期到门诊复查,这是国外的设置。)她每隔一周来我这里治疗一次,大约六个月的治疗疗程后,她的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就在这时,她的妈妈给我打电话,威胁说要起诉我使她们母女情感疏远。尽管表面上她在威胁我,但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隐藏在威胁背后的恳求和伤痛。因此,我邀请她参加她女儿和我的治疗会谈,她马上就接受了邀请。母亲加入会谈后,病人立即退回到我和她初次见面时的状态。病人所有的成长都从我眼前消失殆尽。我瞬间陷入了怀疑、愤怒、自责等许多情绪的包围之中,直到我的大脑告诉我要跳出情绪,停止责备自己,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冷静下来之后,不再只是去关注谈话的内容,而是试着去观察母女间的非言语信息。我注意到其中有重复的模式在她们之间发生,似乎女儿在与妈妈的互动模式与其和我的互动模式是不同的。接下来的观察更让我发现,似乎她与妈妈之间的互动模式比与我之间的互动模式更加强大。后来,我从理论上认识到,她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她和妈妈的关系是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而与我则不是。再后来,我意识到除非病人转变为行为的主动发起者,而不仅仅只是回应者,否则她将毫无希望地成为他人行为的受害者。

最后,萨提亚将她的重点放在家庭治疗师自身――我们的整合、我们对新信息的开放性,以及我们超越已有知识的界限的意愿上。她建议我们不要跟在她和其他前辈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跟随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能力、信心和一致性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

我第一次参加维吉尼亚·萨提亚的工作坊是在我研究生毕业一个月后。以往我所学习的心理咨询是运用比较结构化的罗杰斯模式。这种模式允许甚至鼓励来访者自由地与治疗师交流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治疗师则给予真诚的接纳和共情。但在我观察了维吉尼亚·萨提亚的工作后,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会在咨询中不断地向来访者提问,就像是苏格拉底的化身。不过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通常都聚焦在体验层面,并且是积极正向的。那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魔力,而不是她的技术和方法。现在回想起来,那五天的工作坊彻底地改变了我和我的治疗方式。两年后,当她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政府、健康机构、健康专业人士及公众工作时,我又有机会和她共度了三个月。

萨提亚对以往家庭治疗师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她认为治疗师应基于自身的一致性去工作,其发展出的“治疗师运用自我”的观点一直贯穿于她后来的工作中。

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但是我开始理解对当前互动线索的回应,如何影响了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当时我也并不了解这些模式又是如何交织成一个系统来满足生存需要的,但我很清楚自已正在违背心理分析治疗的一条规则:不要见病人的亲属。后来,在与那个女儿和她的妈妈一起进行治疗到第五或六周的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关系中可能还有爸爸。我询问她们后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维吉尼亚·萨提亚出生于1916年,逝世于1988年9月。她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父母是信奉基督教科学派的德国人。她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聪明能干,并对生活和学习充满好奇。她十六岁就进入了密尔沃基州州立教师学院,1936年毕业,在二十岁之前获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在1941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工作系学习之前,她做过多份教师的工作。之后她获得了社会工作学硕士学位,并在芝加哥的“少女之家”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她开始私人执业生涯,并于1951年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家庭治疗(Brothers,2000)。

对于所有心理健康领域的工作者所熟知的问题,家庭治疗提出了一种新的处理方法。我将家庭治疗定义为这样一种方法:被认为带有症状的患者所处家庭中的所有人,被要求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治疗。

因为过去的那幅病理性的画面只有妈妈,它是不完整的,所以我邀请那位父亲加入。我再次违反了心理分析治疗的重要规则。爸爸接受了邀请加入我们的治疗,他的参与使那些模式有了更多的互动,这与我所看到的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情况是兼容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所看到的就是后来被贝特森和杰克逊命名为“双重束缚”的现象。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属家庭共有的互动模式。后来,病人的所谓“好”哥哥也加入了会谈,这个家庭的画面终于完整了。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治疗进展得很好。我认为,拯救我并鼓励我继续进行下去的是我忘记了治疗,我只是观察和评论我所看到的,将其理论化是后来的事情。当时,文献中除了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个案和沙利文的人际理论,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我所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任何人在治疗中接待除了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我当时觉得非常孤独。此外,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生计完全依赖私人执业的收入,所以我必须有“令人满意的客户”(能够支付治疗费用的病人)。同时为了职业的声誉,我不能让病人出现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情况。为了我的职业操守,我当然也不能强迫任何病人为我个人的目标服务。那个年代,心理治疗基本上采用的都是精神分析的方法,我也试图遵守这一状况。此外,这也是我治疗的唯一途径,我当时拥有的唯一工具就是精神分析。

在1950年,出现了一小批未受专门培训的具有独创性的家庭治疗师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所有这些早期开创者(包括我在内),之所以创立了这些现在被称为家庭治疗的理论,是因为他们关心“没有希望”的精神分裂症人群,我们所学习的理论需要被扩充和修正,这也是大家今天正在做的,我想挑选在这一领域我比较熟悉的八个人略作介绍。

萨提亚随后一直在伊利诺伊州精神病学研究所工作,直到1958年搬到加利福尼亚。不久之后,她便和唐·杰克逊合作,共同建立了心智研究院(MRI)。她被认为是该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而该研究院也逐渐成为家庭治疗运动中的主要机构。后来,她搬到伊莎兰,成为一名培训主管。1968年,她离开伊莎兰,之后开始专职在世界各地举办工作坊(更多细节参见传记梗概,Brothers,2000)。

“应该在整个家庭背景下理解病人”,这一理论的前提是患者的症状更多地表达了他对父母的行为、互动和反应的解读。他如何解读,自己就如何表现。当我使用“父母”这个词汇时,我通常想到三对同时存在的关系:男性和女性、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同时会见一个家庭,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家庭内部每个成员的行为和反应的关系脉络。症状只是行为和反应的一种形式。

此后,我开始逐渐邀请其他病人的家庭成员加入到治疗会谈中,观察是否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对于观察到的这些现象,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如何去创造性地解决。

卡尔曼·贾尔法什,医学博士,出生于匈牙利。他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精神病学家,也是芝加哥州立医院的负责人。他意识到精神分裂症的部分原因存在于家庭中。1955年3月,当芝加哥伊利诺伊州精神病学研究所第一次启动这个项目时,贾尔法什担任负责人。他邀请我向住院医生讲授家庭动力学知识及我在家庭治疗方面的实践经验,那时我从事家庭治疗已有四年,贾尔法什对家庭治疗发展的影响在芝加哥之外几乎不为人知。他致力于帮助精神病住院医生从家庭背景的角度来理解病人。

维吉尼亚·萨提亚开创性的工作使她成为世界公认的家庭治疗创始人之一。她坚信人们拥有不断成长、改变和获得新认知的能力,她的治疗目标是改善家庭中的关系和沟通方式。她曾说过,治愈了家庭也就治愈了整个世界。她早期在心智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她的治疗模式被认为是通过理解和解读家庭的功能失调而改善家庭的沟通方式。遗憾的是,这种看法完全误解了她在生命最后十年中所发展出的高度转化式系统治疗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萨提亚已经将沟通姿态这种沟通方法扩展到包括情感、身心和灵性领域。

所谓精神分裂症的家庭,是指家庭中有一个成员被贴上了精神分裂症的标签。通常来讲,这个标签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个家庭现象,患精神分裂症的是孩子(当然,他可能已经超过了二十一岁),而其父母的行为似乎被规则严格束缚住了,这些规则不允许他们开放地、直接地批评彼此,或表达对彼此的不同意见。由此,父母给孩子一种他们是相互复制的印象。

后来,我基于这些经验,发明了一个新的治疗工具,我称之为“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在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我会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生活事件中的基本事实,即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1956年,我开始与医学博士鲍文接触。他和医学博士沃伦·布罗迪勃·帝辛格一起研究被国家心理健康机构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他亲切地邀请我去做访问。鲍文博上从他的研究中发展出家庭自我整合理论,同时发展出一种通过改变他所认为的家庭系统的“统治者”进而改变家庭的方法、他也将这一方法扩展到观察家庭代际系统中。

萨提亚作为近期被称为“萨提亚转化式系统治疗”模式的创始人,将咨询或治疗看作是内在自我的深刻体验。她更像一位教师和培训者,而非作家。所以,她出版的作品比同时期的人要少一些。因此,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将她未出版的书稿公诸于世,同时重新整理出版她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以促进专业的发展。我们承担此项工作并不仅仅为了纪念她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运用她的智慧、她的洞察及她的世界观来帮助我们现在的专业助人工作。

他们之间未被言明的差异以及批评和不同意见,在孩子的行为中以一种讽刺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并不是社会史,而是家庭编年史。我侧重记录那些具有发展意义的事件和创伤性的经历。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只是简单地认为,如果我列出家庭中的父母从出生到现在每年发生的事件,就能够获得一些有关这个家庭的发展的完整感受。这个工具让我有机会了解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对“编年史”中的事件是如何体验的。

直到1962年,我才见到内森·艾克曼。他掌握了症状表现者是如何与其他成员互动的核心思想。在1934年,他发表了关于这些思想的文章。20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对整个家庭进行临床工作并应用这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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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如果丈夫和妻子对彼此、对孩子、对外界都维持这种假象——他们没有任何分歧、彼此不存在差异、不会批评对方,那么这种假象就会在孩子的行为中被反映出来。父母所谓的完美形象暗示着彼此完全相同,似乎在告诉孩子“像我一样,不要生气,不要表达不同意见”。但是,这样做与现实、个体的成长、个性和性别意识的发展相违背。患者不得不发展出一种行为模式以适应这种矛盾的情境:“我在成长,却没有成长;这是现实,这又不是现实;我是独特的,我又不是独特的。

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少有家庭成员真正了解的事实,他们彼此的观点也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事实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也许“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谈论的是过去的事情,事实上却是在构建该家庭当下的现实情境。在这个真实情境中,家庭成员开始彼此的沟通,包括添加、纠正、告知和正视各种信息此外,这一工具也有助于我理解他们过去的情况,并获得纠结于当前家庭的各种力量的线索,而正是这些力量提供了家庭发展的动力。“家庭编年史”成为一种按时间和地点排列家庭事件的可信赖的工具。我试图将这些事件呈现给冒险而来的家庭,对于家庭中所发生的不管是正性还是负性的事件我都会给予同等的关注,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让家庭成员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个人对互动信息的回应方式上

1956年秋天,我通过一篇叫作(精神分裂症理论探索》的文章认识了唐·杰克逊。我记得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我兴奋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他描写的现象证实了我所观察到的。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一直以来我感到自己与主流的疏离和孤独,而他是一个同样的行者。(对于我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许多芝加哥专业团体来说,我似乎是一个怪人。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很友善的怪人,所以我仍然能够被大家接受。)我后来认识了杰克逊博土,他和贝特森、简·海利及其他后来加入到加利福尼亚帕罗阿图精神研究机构的人一起工作。杰克逊博士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在1959年年初来到加利福尼亚时,他打电话邀请我给他所在的帕罗阿图小组做报告,也就在那天,他邀请我和朱尔斯·里斯金一起组建心智研究院,我们三个人在1959年3月19日成立了心智研究院(MRI)。我们关注沟通,着眼于双重束缚理论,以及其他的沟通理念。

萨提亚转化式成长模型

在家庭治疗的背景下,精神分裂症被看作家庭功能不良的症状之-一。

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个编年史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被证明是一种可以信赖的并易于理解的工具,它能真正地揭示当前家庭的互动方式。

简·海利特别重视人际间的互动,他观察个体对权力的破坏性使用,并试图让人们运用自我意识以及积极的权力策略来获得他们需要的和想要的。他深受艾端克森和咨询师绝对主导论的影响。

维吉尼亚·萨提亚和莫瑞·鲍文、内森·艾克曼、卡尔·华特克都被认为是家庭治疗的创始人。萨尔瓦多·米纽庆和其他人随后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一个近期的重要研究(Psychotherapy Networker,March,2007)显示,萨提亚在最近二十五年最有影响的治疗师中排名第五。她在1964年出版的《联合家庭治疗》(Conjoint Family Therapy)挑战了当时占主流的只注重个体不注重家庭的治疗实践。在她治疗生涯的早期,与其他家庭的治疗师相对独立的工作使她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治疗风格和模式,这些风格和模式正是建立在她的经验、信念,以及深入洞察人类渴望的核心与本质的直觉力上。她将来访者看作是可爱的、有同情心的、正在经历挣扎的、受伤的人。他们天生拥有内在的能量和资源去学习,可以改变自己的应对方式,继而更负责且更有力量地去生活。再次,我们简要地列举一些萨提亚转化式成长模型的基本信念,以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她的文章。

它和其他症状一样,是对某个人的判断,是他的成长被扭曲的信号,同时也是一个求救信号。这表明那些对孩子具有生存意义的人存在着痛苦和困难,比如孩子的父母。如果我们将精神分裂症视为一种症状,那么,“精神分裂症”也可以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术语,表示个体的行为对那些观察他并与他互动的人来说比较怪异。在其他背景下,其他的症状表明一个人的行为是病态的(身心疾病)、愚蠢的(智力缺陷、学业不良)或者恶劣的(行为不端、犯罪、酗酒、吸毒)。症状不同,他们的家庭的互动也有所不同。

我开始真正了解家庭中每个人对其他人的想象和期待,而事实上在他们之间这些从未被澄清过。这一点就是我现在的沟通理论的基础。

萨尔瓦多·米纽庆是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他和埃德·奥尔斯瓦德博土一起在威特维克男子学校工作,这个学校主要招收单亲黑人家庭里不良的男性青少年。从表面来看,人们通常认为这些男孩是毫无希望的,但是米纽庆博士在这些家庭里看到资源,并调用这些资源,使家庭朝好的方向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第一个证实了那些所谓无望的人实际上是能够通过帮助而改变的人。因为这些家庭成员是如此需要建构他们的生活。所以米纽庆一直强调建构家庭权力界线。许多这些家庭的父母不知道如何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运用他们自己,米纽庆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方法

1. 我们是宇宙普遍生命力的独特展现,这一生命力推动我们积极成长。

个体心理治疗通常认为,症状学的病因存在于表现症状的个体身上。相对而言,我作为一个家庭治疗从业者,将症状视为一种家庭学习系统的结果。这个系统包括父母和孩子。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是对他们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对于正在成长的婴儿来说,当他们学习自己的蓝图时,父母是他们的榜样。这个蓝图来源于孩子对概念的标注(他对事情,人及观点的称呼),同时来源于他对这些命名的解释,我将这个过程称之为“编码”( coding)。儿童不断学习对自己和他人、对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进行标注和编码。

在完成了几百个案例后,我开始看到家庭中各种系统的出现和影响,由此我的信心倍增。这一工具也成为我现在帮助个体做家庭重塑(我发展的另外一个工具)前做准备的基础。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在生命早期所形成的认知常常成为他衡量所处世界及其他人的标准,似乎他仍然生活在儿时的情境中。这并不一定是个新观点,我称其为“过去的学习经验”。我有所创新的部分是,我能够帮助人在他觉得安全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和理解他实际所处的情境,而不再继续停留在早年的感觉水平。我是在与小组中的家庭开始工作后才发展出这一工具的,我会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使用这些工具。假定我们所具有的任何知识都是来自过去的学习,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经验的积累,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知识,但它也可能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过去积累的经验去看待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一直被教导用病理学的观点看待病人的行为,但当我开始观察家庭时,我发现他们的行为大多反映了当前情境中相应的自尊需要。这些行为反应有些能够被他们自己意识到,有些则不能意识到,于是我开始认真地审视心理分析的概念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特别是在1955年到1958年间,我在伊利诺伊州心理治疗所给住院医师上课时,我不得不反思我所教授的内容,因为住院医师们会问一些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这些经历让我觉得有必要真正地形成我自己的理论基础,于是新的图景开始在我面前展现出来

我第一次见到米纽庆博士是在60年代中期,他邀请我到威特维克学校和他分享我的经验。我们的思路有过重合、分歧,又在其他地方重新整合,这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水平上一致或不同。我非常尊敬他:他在那些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人身上看到希望,并且让这些希望成为现实。医学博士卡尔·华特克是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桃树( Peachtree)小组的早期成员之一,同样是一位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人。他能够进入一个看似疯狂的家庭系统中,然后改变这个系统,并且不受这个系统的任何影响。

2. 我们拥有内在的资源,这些资源使我们可以超越基本的生存层面。我们也有能力利用外界的资源帮助我们成长。

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有些人试图否定这一点。其实每个父母都有不同的外貌、声音和观念,而孩子必须将这所有的不同整合到自己的蓝图中。孩子能否轻松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他的父母是否能够认识到他们的不同,并准确表达这种不同,然后为了达到共同期望的结果而将其整合

我与杰克逊和里斯金在帕洛阿图合作建立了心智研究院,此后,我继续完善沟通的概念,我把沟通看作保持人类系统运转的能量源泉。接下来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系统的功能是健康的?什么样的系统的功能不健康?人们做此判断的线索是什么?

在理解人类的沟通方面,贝特森给我的启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一些。他同样是一个充满关怀和仁慈的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研究者和理论家。我非常庆幸能够认识他并和他一起工作

3. 虽然我们不必、有时候也不能改变外在的事件和环境,但是可以改变过去和现在的负性生活经验对我们的影响。

我需要补充的是,所有的家庭都不得不学习处理这个矛盾情境。孩子不能理解父母做的事及这样做的原因,而且也不知道父母对此并不了解。孩子表现出的行为就像父母会如他们自己一样理解和看待自己。而父母的行为仿佛也像孩子和他们自己一样理解和看待自己。除非孩子或父母做出出人意料的行为,否则这个假象就不会被发现。孩子发生出人意料的行为是因为孩子表现出的行为与自己的发展水平相符,但是父母按照习惯的自动化反应行为,孩子无法理解。只有当孩子和父母彼此坦率的时候,这种“不知道”的两难困境才可以成为孩子发展自己蓝图的学习机会

当我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一个语言信号实际上包含言语和非言语两种信息的时候,我就能够理解两种信息可能会相互矛盾。我往前走了一小步。将这一点与我正在发展的自尊理论相结合,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人际关系的核心动力是获得心理上的生存。接下来,另一个观点就浮现出来:人们对自己的大部分行为是觉察不到的。那么,我能做些什么才能帮助人们觉察到他们的行为,并让他们有机会决定是否需要做出改变呢?结合我所知道的关于连续性、沟通和自尊的知识,后来我很快又发明了”模拟家庭工具”“沟通姿态”和“游戏”技术

我非常简短地介绍了前面我所提到的人,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和喜爱

4. 治疗能够而且必须在比症状更深的层面上工作,而且治疗通常必须在自我的层面工作才能带来痊愈和改变。

孩子是根据自己对父母的言行以及对父母的要求的理解来发展蓝图的,包括他在场时听到父母的谈话(单独的或共同的),或对他周围其他人说的话,以及父母直接对他说的话(单独的或共同的),或他们允许他做的事(单独的或共同的)。孩子将试图把这些不同情境中的经验整合起来。到目前为止,通过对家庭的研究,我们概括了孩子五种基本的整合

顺便说一下,我大部分的治疗工具都是在偶然事件中或根据某一刻的治疗需要形成的。例如,“模拟家庭工具”是在1962年到1963年期间我在科罗拉多州据利大会进行家庭治疗演示时发明的。当时因为有人忘记去安排一个我所要工作的家庭,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努力克服随之而来的恐慌,我告诉自己:“好的,维吉尼亚,如果你对家庭系统是如此熟悉,你应该能够进行模拟家庭演示。”这是我头脑中突然冒出的想法。我尝试着这样去做,后来证明它不仅效果显著,而且成为我一直使用的工具。我会在和很多家庭一起工作时使用它,我也会把学习家庭治疗的学生安排在不同类型的模拟家庭中,在做家庭重构时我也会用到这个工具。在模拟家庭中形成的体验有助于人们快速理解家庭系统的动力,同时认识到家庭系统的共性

我接受的是社工训练,关于人性的正规训练我接受的是个体精神分析理论取向的训练。当我第一次偶然接触家庭时,我的私人临床实践正在蒸蒸日上,我在不同的机构中获得九年的临床经验及六年的小学和中学教学经验,当时的治疗氛围非常刻板,并受到医疗专业的控制。作为一个私人执业的非处方临床医生,我的病人通常不是自愿来的,而是经过其他治疗师一系列的治疗但仍然没有好转后才转诊过来的。这也就意味着我要面对的是一些高风险的病人。没有药物,也就没有资格获得责任保险,我不能冒着伤亡的风险,因为私人执业是我的生计,所以我需要成功。并且,我对人感兴趣,我希望看到他们好转,因此我需要成为一个可信赖的、负责的,胜任高风险工作的治疗师。

5. 家庭系统是一个基本的学习和生存单元,因此,在所有的治疗中都需要将家庭系统直接或者间接地涵盖进来。

方式:一个孩子可能会拒绝母亲的方式而接受父亲的方式;他也可能拒绝父亲的方式而接受母亲的方式;第三种可能性是他拒绝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方式,而选择祖母、姐姐、哥哥或者家庭外的某个人(如老师等的方式);在功能正常的家庭,孩子会从父母那里选择适合他的部分;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解决方式是既不选择母亲,也不选择父亲,他的行为表达了似乎父母是一样的,他试图去迎合父母表现出的看似完全相同的假象,而这种假象会通过他的行为表现出来。

“沟通姿态”是某一天我正在思考我所遇到的各种沟通应对方式时形成的。我头脑中自发地出现五种不同的行为应对方式,这与我多年来观察到的情况惊人地相似。这五种行为似乎都是为了生存,但表现出这些行为的人们对此没有觉察。现在我相信一个人的内心感受与外部表现可能并不相同,我将其称为不一致。这并不是新观点,但是我在其中增加了一个生动的身体姿势画面

在1951年,我接待了第一个家庭,那是一个被诊断为“流动性精神分裂症”的二十四岁的女士。她看过了很多治疗师,几乎没取得什么效果。

6. 改变总是可能发生的,并且需要内在的改变,在夫妻治疗和家庭治疗中也是如此。

父母是否可以明确表达彼此的差异,将成为决定孩子表现出功能良好行为或功能不良行为的重要因素。精神分裂症家庭在行为上的表现就好像他们没有任何差异。从临床角度来讲,他们的互动是按照禁止或者压抑的方式来运行的。功能不良家庭的典型特点是父母缺乏自尊,而在精神分裂症家庭中,低自尊的父母禁止表现不同意见,因为不同意见被编码为“你不好”。在这样的家庭中,表面的一致保护每个人免于感受不好,而这种“一致”也催生出家庭幸福和完美的假象。

由于我认为身体姿势比言语更有效、更清晰,所以我发明了所谓的“沟通姿态”。我已经发现,特定类型的语言会伴随着特定类型的身体姿势和情感。我只是把它们加以扩展,变得更加夸张化。例如,对一个抑郁的人,我让他以一个笨抽的失去平衡的姿势跪着,头向上看,肩膀弓着像是在乞求某人的拯救,似乎这才是他生存下去的理由。

编辑:最新电玩 本文来源:Satir第一章(精神分裂症与家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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